數字化轉型:未來工作、人才培養與社會保障

發布時間:2019/3/21 10:43:49

  【編者按】2018年11月12日,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共同主辦了“數字化轉型:未來工作、人才培養與社會保障”研討會。上海市政府參事石良平、德國卡塞爾大學博士薩穆埃爾·格里夫分別作主旨演講。在“數字化與未來工作”“數字化與人才培養”“數字化與社會保障”三場主題論壇上,中德專家共同研討數字化轉型發展的行動思路,分享觀點,開展互動討論。

 

迎接數字經濟的挑戰

市政府參事 石良平

 

  一、數字經濟發展的新趨勢

  數字經濟不是新提法。1996年,美國經濟學家泰普斯科特出了一本《數字經濟時代》,后來美國連續三年以“數字經濟”為主題發布了三份研究報告。2016年9月29日,G20杭州峰會通過《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其中對數字經濟作了明確定義:數字經濟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這個定義告訴我們,數字經濟發展到現在,呈現三個特征:一是平臺支撐,平臺出現后推動了全社會數字化,為個體小微企業提供了可負擔面向全球網絡的數字個體基礎;二是數據推動,數據成為了數字經濟的新能源,成為了大眾的一種交易方式,出現了數據的深度挖掘,全新的商業模式不斷誕生;三是普惠共享,普惠共享成為了數字經濟的新價值,人人參與、共建、共享的特點實現了普惠科技、普惠金融和普惠貿易。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非常快,已經成為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之一。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總量22.6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30.3%,同比增長超過18%,對GDP貢獻率達70%。

  數字化轉型有四大特點:一是規模經濟特點變化。在工業化時代,規模經濟通過不斷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擴大規模是有邊界的,到了一定規模后成本反而會上升。現在通過網絡外部性擴張,網絡經濟的發展會出現爆發性增長。今年“雙11”,天貓成交量為2135億,以前哪個企業可以做到這個程度?二是范圍經濟特點變化。工業化時期,規模經濟要進一步發展,必須同時生產兩種以上的產品,通過兩種以上產品交替達到效率的進一步優化,這叫做范圍經濟。在數字經濟情況下,規模效應可以無限發展,范圍經濟條件轉到了用戶的數量規模上;三是交易成本顯著下降。網絡的發展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大大降低契約成本、信息成本、議價成本和監督成本;四是創造性毀滅。一個新物種的誕生會毀滅許多老物種,催生新產品、新業態、新服務。比如,微信對短信業務產生毀滅性打擊,現在又開始影響通話業務。

  數字化轉型還有四個趨勢:一是價值鏈數字化趨勢。現在跨國公司不僅僅是在線上開辦市場,更多的是開始提供數字化產品和服務,以后跨國公司的發展隨著數字化轉型越暢通越前沿,對全球的影響就越大;二是制造業服務化趨勢。跨國公司的價值鏈早期是被切開后將非核心業務外包,現在是把整個生產外包,出現了沒有工廠的制造業。有了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以后,制造業的核心部分變成了服務,很多制造業企業開始出售服務而不是出售產品。制造業服務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三是價值鏈去中心化趨勢。工業化時期,不同的行業之間靠中介連接。在數字化轉型中,廠商直接跟上游和下游的廠商和客戶聯系,去掉了許多中心環節,中介開始萎縮。生產性服務業的概念今后可能逐漸消失,因為以后的大型制造企業從事的就是服務業;四是生產定制化趨勢。3D打印機等技術完全體現了柔性化、定制化、個性化。

  二、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

  目前,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美國、中國和日德三個板塊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國領導前沿信息技術發展,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等一些核心技術掌握在美國公司手中;中國處在信息消費大國階段,將領導應用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那些基于人和海量數據的技術應用發展得非常快;以日本、德國為代表的制造大國,產生了許多顛覆性的生產組織方式和信息交互的技術,將領先制造數字化的發展。

  中美兩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典型代表,分別表達了數字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兩條典型路徑。如果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科研、數字公共服務、數字產業生態和數字消費者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中國現在基本處于數字消費大國的階段,生態環境較好,但在科研、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較美國還有很大差距;美國由于擁有眾多大型數字經濟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影響力被不斷放大,如Facebook每月活躍用戶數已超過20億,服務了全球27%的人口。美國采用高頻創新-產品全球化路徑,信息技術領域基礎性研究、應用型專利、技術的商業轉化能力均全球領先。中國采用獨特的用戶數字化-產業生態化的發展道路,擁有獨特的數字消費者群體,各種數字應用滲透率都位居世界前列。

  現在中國人均GDP排全球60多位,但為什么數字經濟指數是全球第二?因為中國具備以下優勢:一是擁有阿里巴巴、騰訊等世界級跨國公司;二是擁有全球最大的網絡支付市場;三是擁有全世界速度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四是正在建設全球最大的量子計算研究中心;五是正在開發新型衛星導航系統;六是人工智能科學家人數在全球數一數二;七是互聯網用戶超過8億,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人工智能對現代數字經濟的發展尤為重要。美國有一個人工智能促進協會的年會,這大概是人工智能領域最重要的學術會議之一。1980年首次舉辦時,沒有一篇中國的論文。到1998年中國才有了第一篇論文。而今年2月在美國新奧爾良召開的2018年大會上,中國提交的論文數已經超過美國(前者1242篇,后者934篇),收錄的論文數量中國僅比美國少三篇。為什么?原因很簡單:規模。機器學習需要大量數據,中國在這方面具有天然優勢。

  三、積極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新挑戰

  我認為有四方面問題:一是如何運用大數據引導市場的良性發展是政府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大數據的運用需要技術人員的開發,也需要專業水平的管理,必須有政府和社會力量的合作協同與共同參與。中國在政府與民間的數據開發合作上還沒有形成良性機制;二是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會倒逼政府原有服務模式的改革。比如共享單車、約車平臺等,原本提供了更好的資源配置方式,現在卻出現很多混亂局面,這對政府來說是一種新的挑戰;三是要縮小數字鴻溝帶來的潛在不均等。數字經濟對個人來說是有門檻和成本的,那些中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群可能享受不到數字經濟的成果,形成了數據鴻溝,需要政府幫助以消除鴻溝;四是有效運用大數據時要確保個人隱私。這一點很重要,但現在恰恰是個大問題,各種信息詐騙和竊取隱私的行為不斷發生,需要正視這個問題并設法解決。

  最后,我想用著名經濟學家喬治•吉爾德所寫的《后谷歌時代》這本書中的一句話,來表達一種激勵和向往:“人類社會正在進行一場數字化大遷徙,我們正在網絡世界、虛擬空間里建立一個數字化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可能蘊藏著比物理世界、現實世界更大的財富寶藏。互聯網、區塊鏈、增強現實技術(AR)、虛擬現實技術(VR)、人工智能(AI)等各種各樣的新技術都是人類駛向數字世界的帆船。我們一定要爭做數字世界的新移民,不要做物理世界的舊遺民”。

 

 

德國經濟的數字化進程:何去何從?

德國卡塞爾大學博士 薩穆埃爾•格里夫

 

  工業是所有價值鏈的核心,工業發展是所有其他發展的基礎。德國一貫關注工業發展。1991年至2016年,在世界各國創造的社會價值的工業占比比較中,美國的工業占比約20%,而德國的工業占比則高達25%以上。現在工業領域開始了數字化轉型,這促使我們將工業4.0確定為新的目標,并將其作為德國經濟后續發展的關鍵。人類歷史上有三次工業革命,工業4.0很可能是一個顛覆性的行為,意味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認為,工業4.0的核心特征應該包括:貫穿生產全流程的智能連接,包含價值鏈所有元素全面實時的聯網,分布式、自動化、個性化的實時生產,信息、通信技術的相互作用體系,工業生產鏈的自我調整能力。

  大家知道,德國實行的是“萊茵蘭”合作資本主義,強調企業對職工的責任,以產品質量和服務為企業競爭的著眼點。其核心內容包括:生產多樣化的優質產品、各個行業的專業化、研究密集型和出口導向型的產業、實力強勁的中小企業。

  德國95%的企業是中小型企業,技術實力強勁,同時也是生產力發展和創新的主要推動力。但隨著數字化進程加速,這些中小企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第一,這些中小企業資源配置不足,增長潛力有限;第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形勢不容樂觀。比如,IT領域中,Facebook等來自美國,百度、阿里巴巴等來自中國,而德國沒有這樣大型的IT公司,德國企業面臨巨大挑戰。

  德國政府十分關注數字化轉型。德國一直主張利益相關各方的合作參與,在數字化轉型中也是如此。社會、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專家都參與了相關政策的制訂。同時,德國政府通過和各類協會的合作,共同監管行業行為。一開始,德國更多關注的是技術問題,關注工業4.0帶來的發展機遇。比如,工業4.0能夠節約制造成本,提高制造效率,提升物流效率,滿足更個性化的客戶需求,提供更好的生產后期服務,提高客戶忠誠度,從而擴大德國作為高品質工業產品生產國的影響力等。后來,除了關注數字化技術外,還從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全盤考慮,分析數字化轉型造成的影響。

  一、公司規模對實施工業4.0的影響

  研究發現,像德國電信Telekom T-Labs、博世Bosch等大公司,有實力在數字化方面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嘗試和實驗,而很多具有很強技術實力的德國中小型企業和“隱形冠軍”企業,雖然創新驅動力很強,但在投資方面卻很謹慎克制。主要有五個原因:第一,德國中小企業和大公司之間缺乏協調與溝通,難以獲得大公司的數字化經驗;第二,目前的數字化還缺乏約束性標準,存在不確定性;第三,70%的中小型企業認為,數據安全性和兼容性問題難以解決;第四,約50%的企業表示,缺乏數字化基礎設施;第五,中小企業資本有限,不愿冒風險投入數字化嘗試,而風險資本供給很少。

  面對這些問題,2015年,德國建立了工業4.0平臺,將政府、企業、行業協會、學術界、工會都囊括在內。希望通過這一平臺,創造條件加快工業4.0技術的應用,提供模式化、標準化解決方案,讓所有的德國企業在成熟的技術框架下加速發展。同時,還通過這個平臺,討論工業4.0涉及的網絡安全、法律條件等相關議題。此外,我們還于2015年3月3日在柏林建立了“未來工業”聯盟。聯盟的宗旨是建立一個政策框架,提高社會對工業現代化的接受度。聯盟成立了5個工作小組,分別關注有吸引力的產業、投資潛力、未來工作、增值結構、國際競爭力等5個方面。希望通過他們的工作,讓社會更多地接受工業4.0,提高民眾接受度。

  二、工業4.0對社會、工作的影響

  首先,會對工作崗位產生影響。德國聯邦職業教育與培訓研究所(BIBB)和德國就業市場與職業研究所(IAB) 2016年共同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預計到2035年,由于數字化會失去146萬個工作崗位,車輛及機械工程類專業尤其嚴重;但與此同時將會創造140萬新的就業崗位,總體基本持平。因此,在數字化的進程中,我們其實并不需要擔心就業崗位的消失,需要面對的是就業崗位的變化,以及針對新崗位需要做的再就業培訓和職業教育。

  其次,會對職業能力產生影響。在數字化進程中,人們會發現,原來掌握的職業能力可能已經貶值,無法適應新的局面;新的工作崗位對職業能力要求越來越高;軟技能越來越重要;對職業能力的要求越來越呈現為兩極化,即只剩下高級技能或者最底層的基礎技能工作,中間段消失了。

  要應對這樣的挑戰,需要一個職業能力整體培養戰略。在政府層面,德國聯邦勞工部發布了《勞動4.0》白皮書,將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作為核心行動領域,將工作重心從失業保障轉移到就業保障,通過就業中心幫助勞工進行能力培訓,避免失業。在工會層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出臺有關職業能力培養的集體協議,提出職業深造和進修的權利,保證用于職業能力培訓的時間,加強在培訓和進修方面的共決權等。從另一角度來說,雇主們也希望雇員能夠提高職業能力,應對勞動力市場的變化。

  三、平臺經濟帶來的新變化

  隨著數字化和互聯網的發展,出現了一種新的平臺經濟,大量的勞動者通過平臺開展工作。按照工作類型,可以將其分成云工作(Cloud-Working)和零工(Gig-Working)兩種形式。云工作是指不受工作地點限制,直接在網絡上進行的工作;而零工是指通過網絡接單與結算,但在實際空間內進行的工作,如外賣等。很明顯,不論是云工作還是零工,平臺運營商和工作者之間的權利和風險顯著不對等。平臺上的工作者屬于自雇人士,沒有雇員身份,缺乏法律和社會的保護,不屬于社會養老保險、最低工資保障或勞動保護法的范疇,勞動條件很大程度上不受監管,也沒有相關的工作福利。當然,這樣的工作崗位也意味著新的就業和收入機會,極具自由度和靈活性,是以前被排除的部分群體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途徑。但不管怎么說,平臺運營商及其締約方相對來說占據了強勢地位,其利益不大會受到損害,就業風險基本由勞動者承擔。

  面對這一情況,德國工會提出,法律上要對這樣的勞動者重新解釋和定義,確認他們的雇員身份,并明確平臺和任務委托方的雇主身份。同時,要將平臺工作者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由平臺或者雇主支付社保費用,明確最低薪酬、勞動條件、分享版權利潤等勞動保護法所確認的勞動者權益。與此對應,德國政界也有相關舉措。在德國聯邦勞工部的倡議下,2015年至2017年開展了“專家研討+社會對話”的雙重對話進程。討論明確了大量的具體問題,比如平臺勞動者究竟是傳統的雇員還是需要新的定義、平臺運營商委托訂單的情況下如何認定、勞動者的社會保障費用由誰支付、是否有參與工會談判的權利等。最終出臺了《勞動4.0》白皮書。我們依托對話,通過政府與社會的交流,使企業、工會、專家、勞動者等所有重要的行動方都參與進來,希望找到對“勞動”和“勞動世界”的新詮釋。

  總而言之,數字化/工業4.0是新經濟周期的基礎,數字化轉型已越來越得到全社會的認可。我們認為,要塑造數字化轉型,需要早期介入研究,這才有助于找到設計入手點。同時,此類研究不能僅局限于狹義的技術層面論證,而是需要共同思考技術和社會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作為協作方、協調方,將相應的雇主方及從業人員、專業研究者等所有人整合到一個平臺上進行溝通,會起到極大的作用。

 

 

數字化轉型與未來工作

維爾納·艾希霍斯特 陳宏民 王棟

 

  數字化轉型將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職業領域和勞動形式,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對未來工作帶來的影響。在關于數字轉型影響的爭論中,有些人預言數字經濟在未來是創造工作崗位的發動機,有些人則擔心自動化的發展以及不穩定就業關系的日漸增多會使更多人失去工作。

  一、數字化:德國的行動思路

  維爾訥•艾希霍斯特(德國未來工作研究所歐洲勞動力市場與社會政策協調員):討論數字化轉型對未來工作所帶來的影響,不能只關注技術問題,關注自動化、數字化、智能化等技術的變革,還要關注政策方面或社會方面變革的影響,因為技術和社會的變革過程是緊密相連的。

  據OECD組織統計,數字化轉型中,歐洲各國的工作都面臨重大變化的風險,德國是受自動化沖擊最大的國家之一。從事某些工種的勞動者受到了很大的挑戰或壓力,必須進行調整和轉型,才能在勞動力市場上重新站穩腳跟。很少有崗位能完全跟上數字化的步伐,一些傳統產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傳統制造業受到的沖擊可能是最大的,而衛生健康、教育等社會領域職業受到的影響較輕。

  根據我們的研究預測,世界未來勞動力市場可能不會有大量的失業人員,更大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工作崗位的重組和轉型。預計未來十年的就業人數將保持穩定,數字化對就業水平的總體影響是適度的,但仍有五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勞動力供求在結構上和職業上發生深刻的變化,對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增加,中等技術人群的前景不明;二是“漸進式創新的德國多元化質量生產”與“數字化工作和在線平臺的潛在破壞性變化”兩者之間的張力關系;三是企業層面上的集體勞資談判和共治有助于為變化提供組織上的支持,但這些機制的影響范圍正在縮小;四是動態的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群體的日益老化這兩種現象的交織;五是平臺的發展使自雇人員的數量日漸增加,社保資金可能受到影響。

  2015年至2017年,德國聯邦政府發起建立了與勞資談判方和社會專家的對話機制。主要目的是在利益相關方充分參與的基礎上,審查勞動力市場規則、配置資源和社會政策現代化的要求和可能性,從而促進建立一種面向未來的決策過程。討論的議題包括:不同靈活勞動形式的平衡組合;勞動力市場的參與和流動,包括終身學習;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健康的工作條件;有效的社會保障等。對話歷時兩年時間,爭論的焦點主要有:一是終身學習,要求所有的員工享有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權利,所有部門和職業都必須有更多的數字化素養,以跟上技術的快速發展;二是工作時間的靈活性,由于新工作方式的產生,勞資雙方需要確定新的工作時間模型,在工作靈活性和無限加班之間取得妥協;三是健康,數字化轉型造成使用電腦的時間增多,員工的壓力越來越大,需要更多關注勞動者的心理負擔;四是社保體系與自由職業,工業4.0時代產生了很多自由職業者,必須針對自雇人員的需求和特點,制定新的社會保障政策;五是實現工業4.0過程中,雖然通過自動化等先進技術解放了很多的勞動力,但同時造成很多工作崗位的消失,需要培養這些員工新的勞動技能,提供參加勞動的新機會。

  勞資對話中,各方觀點也有一定的區別。工會對這個主題非常有興趣,也比較支持政府的倡議,認為在員工的就業狀況、社保、收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監管需求。雇主則普遍認為,他們已經認識到了數字化的重要性,但現在的相關法規其實已經足夠了。政府認為,為提升資質進行投入,盡早改變社會和個人對繼續教育的看法,這兩者勢在必行,利益與目標之間必須達到平衡。為了成功應對數字化所帶來的結構轉型,勞資各方和公司層面的談判流程必須得到加強。除企業機構雇傭的雇員之外,法定養老保險還應納入自由職業者。

  對話中產生了一些有意義的觀點。一是關于就業保險,建議提供更多的預防性失業保險,考慮為年輕的員工設立個人就業賬戶,保證他們工作出現問題時有一部分資金保障其學習新的職業崗位技能;二是在《勞動時間法》中加入企業機構時間選擇權的條款;三是在福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約束協議更好地平衡勞資方的利益。自由職業者的納稅和社會保險,特別是養老保險也是比較受到關注的政策。

  通過對話,目前已開展了很多項目,主要是公司層面支持創新的工作流程,比如移動辦公、靈活的工作時間、新的組織模式等。2018年德國兩個執政黨在《聯合協定》中提到了關于“勞動4.0”的相關要點,其中包括:實施國家繼續教育戰略,進行長期和全面的員工培訓;將自雇職業者納入法定養老保險,為他們提供相應的社會保障;決議通過“過渡時期兼職”的概念;在《勞動時間法》中增加企業機構開放時間的條款與勞資協議。

  德國目前的繼續教育狀況分布不太均衡,往往由公司自發開展,重點瞄準了年輕人和高級技術人員。現在需要從國家層面給予相關的幫助,一是和社會伙伴共同制定國家繼續教育的戰略,擴大、匯聚和整合聯邦與州政府的培訓項目,滿足雇員和雇主的需求;二是要建立咨詢和協調委員會,以加強不同教育主導機構之間的協調;三是要實施資格培養行動,通過聯邦勞動署提供更多有關培訓的建議,更好地促進員工職業培訓。

  二、共享經濟的崛起和勞動力結構轉型

  陳宏民(上海市政府參事):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大趨勢,德國、美國和中國都有各自的優勢。如果說美國的優勢在科技創新方面,德國的優勢在研發創新方面,那么中國面對巨大的消費群體和廣泛的數字技術應用領域,更多的優勢體現在商業模式的創新上。在商業模式創新中,有一種業態叫做共享經濟,這些年發展得非常迅速。

  什么是共享經濟,目前還沒有很權威的說法。有人認為是協同消費,有人認為是閑置資源的利用,也有人認為是使用權的有償轉移。寬泛界定者認為只要存在共享行為便屬于共享經濟,狹義界定者認為只有閑置資源分享才屬于共享經濟模式。但有一點共識:那些比較典型的企業,像早期的Uber、Airbnb等,大家都認同他們是典型的共享經濟。

  數字經濟經過近些年的發展,至少在兩個維度上形成了拓展:一是在運行模式上,從傳統的經銷商模式轉向平臺運營商,從而催生了平臺經濟;二是在供給方特征方面,從傳統的具有規模效益的大中型專業機構轉向大量差異化的小微型非專業供應者(包括個人),由此締造了共享經濟。中國目前大約有164家獨角獸企業,這些企業中的運營模式很多都是共享平臺的模式,新型企業通常都喜歡運用平臺模式。

  共享經濟對就業會產生什么影響?一是大企業衰退,小企業興起。在共享經濟已經比較蓬勃發展的行業,如酒店業、餐飲業、百貨業、交通運輸出行等,由于出現了這些共享平臺,使供給方變得小型化和非標準化。而在金融、傳媒、醫療、教育等領域,也有同樣的趨勢。二是舊需求減少,新需求增加。比如電商迅猛發展,導致實體店減少,但快遞業崛起。三是舊產業萎縮,新產業崛起。如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領域,其技術、裝備以及廣泛的應用都會帶動很大的產業。

  數字化轉型對未來工作結構產生的影響很多,有兩點比較重要:一是固定職業減少,多樣化擇業增加。由于平臺的出現,就業者在公司之間的轉換,甚至行業之間的轉換變得可能而且越來越便利,就業與非就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二是中層工作被機器人所替代,由于人工智能可能從中層切入,使初入行者難以提升,這在醫療、法律、教育等領域已經初見端倪。

  三、騰訊智能科技助力產業數字化轉型與人才培養

  王棟(騰訊云總經理):做好數字化轉型需要兩個軸的能力。一個是橫軸,要對技術能做什么有了解,比如圖像識別、語音識別能做到什么程度;另一個是縱軸,要對不同的細分領域的痛點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了解,比如工業云非常有挑戰性,不同的行業所要解決的問題就很不一樣,這就是縱軸的專業性。現在如果要把電視、廣播、報紙、互聯網在一個平臺上進行融合,就要對報紙、電視的流程、要解決的問題有很深的認知,需要熟悉現在的ABC技術(人工智能AI、大數據Big Data、云計算Cloud Computing)的人才。

  目前,一方面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網絡安全等新經濟領域的人才缺口非常大,另外一方面就業難。教育部數據顯示,2018年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820萬,再創歷史新高,就業形勢不容樂觀。企業怎樣和學校、政府合作培養人才?騰訊在數字化人才領域中有一些嘗試和探索。比如騰訊與教育部開展的“犀牛鳥”合作計劃,旨在借助騰訊平臺與資源,攜手高校打造面向學生的校企聯合培養方案。專業包括量子計算、人工智能、游戲開發等前沿領域。另外一個正在做的探索是和地方政府合作,依托騰訊的科技、人才、平臺等優勢資源,集聚各個領域的專業講師團隊,為政府和企業定制豐富的培訓資源、影響力活動,滿足產業數字化升級、智慧城市建設、產業聚集、數字化轉型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等需求。具體有培訓、影響力、硬件、軟件等幾個模塊。一是培訓,在線上線下定期輸出專業課程;二是影響力平臺,通過區域最佳實踐評選、年度論壇、應用大賽等活動,讓更多的人知曉、參與進來;三是硬件平臺,包括多媒體教室和智能體驗館等;四是軟件平臺,包括了分享和管理平臺。

  總之,我們希望用生態的方式來做人才培養工作,能有更多的機構進行合作,由各方提供專業的經驗,讓更多的創新在公眾的平臺上進行碰撞,并共同創造全新的場景。

 

 

數字化轉型與人才培養

迪特爾·多門 程維明 董奇

 

  數字化轉型改變了對工作者資質和能力的要求,不僅對用人單位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也正在影響與人才培養直接相關的教育界和培訓行業。未來工作對勞動者的資質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需要國家提供哪些支持和幫助,怎樣才能解決專業人才短缺,教育機構需要如何應對數字化轉型的挑戰等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

  一、數字化對繼續教育的影響

  迪特爾•多門(德國柏林教育社會經濟學研究所創始人、所長):數字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崗位,改變了人們的學習方式,也改變了傳授知識的教學模式。對學習者而言,數字化提供了隨時隨地學習的條件;對教學者而言,他們也不用再局限在如大學課堂這樣的固定場所。

  研究顯示,進入數字化時代,歐洲只有約50%的員工擁有適應新工作崗位的能力,但通過繼續教育,超過85%的人提高了能力水平,而不參加繼續教育的人這一比例較低,能力發展停滯的比例更高。因此,繼續教育對提高人們應對數字化的能力可以說十分關鍵。

  德國教育部有關學習模式的研究發現,可以將學習模式分為四類。第一種是“寵物蛋”模式,高等教育或職業教育陪伴人生的成長與發展,這也是目前各個國家普遍實施的傳統模式,即全日制學歷教育;第二種是“疊疊高”模式,通過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或職業教育打下堅實的基礎,再通過各種培訓和繼續教育進行深造,德國歷來都非常重視這種模式的發展;第三種是“樂高”模式,將教育看作一塊塊積木,個人根據需要通過網絡進行較為短期的學習,沒有培訓師也沒有老師,是一種完全自主學習的模式,現在很多年輕人比較喜歡這種模式;第四種是“變形金剛”模式,是指部分人群通過一段時期的培訓或者職業教育進入了工作崗位后,重新回到大學進行深造、學習,其核心是從個人出發,而不是出于者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的要求,個人根據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在職業教育或者高等教育領域提出相關要求。我們認為,后兩種模式在數字化時代將變得越來越普遍,在德國的部分年輕人中已經出現了這一趨勢。

  根據我們的研究,數字化時代對各種職業能力的影響是不同的。其中,認知智力(包括解決問題的能力、復雜的思維能力以及創造性或重新定義“規則”的能力)、社交智力(在復雜的社交關系中有效工作、合作,同情關心他人,識別文化敏感問題的能力)、感知和操控能力(在非結構化工作環境中執行物理身體任務的能力),這三種能力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時,數字化也會強化對讀寫能力和文化素養的要求。在互聯網上有海量的數據和信息,數字化可以隨時隨地提供學習內容,如果一個人不具備較好的搜索能力、閱讀能力、分析和解釋能力,那么他就無法從海量數據中獲取最有用的信息,這有利于那些熱衷于互聯網,而且滿足“數字化素養”所有前提條件的群體。因此,我們認為,在中德兩國的繼續教育領域,需要對這些能力的培養加以重視。

  二、培養適用人才助力數字化轉型

  程維明(上海市政府參事):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最大挑戰是數字化人才的短缺。人才培養是數字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教育界應該敏銳地感受到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不斷地探索更新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養模式和方式,發揮新工科建設在人才培養模式變革中的優勢,進一步提升相關學科領域學術水平和服務能力,加強與用人單位的深度合作,為社會輸送更多的個性化復合人才。

  從技能類數字人才的培養來看,目前整體上與社會的需求不相適應。無論是頂尖技能的數字人才,具備數字技術與行業經驗的跨界人才,還是掌握初級技能的數字工作者,都出現了非常大的短缺。如何培養適用的人才為數字化轉型助力?

  第一,充分認識數字化轉型中人才培養定位和培養特色。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人才教育會呈現兩個方向:縱向可分為研究型大學培養的開發型研究者、工程師,應用型大學培養的運行工程師,以及職業教育培養的技能型操作者;橫向可分為專注于某一學科的專門型人才培養和囊括多個學科的綜合性跨學科人才培養。兩個方向的人才培養,我們都應加以關注。

  第二,積極推進“新工科”建設。以復旦共識、天大行動和北京指南等為引領,開拓工程教育改革新路徑。順應數字化時代趨勢,實現高校實踐教學與行業技術發展同步,以此提升高校核心競爭力。開啟專業的智慧學習實踐,積極部署新商科、新管理、新媒體等專業群建設,推動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產教融合,助力數字化轉型。

  第三,推廣個性化人才培養模式。智能制造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個性化定制生產,數字化時代也更需要個性化人才,這就要求我們在人才培養中注重培養個性化人才的創新能力,重視學生的主體選擇和個性表達,讓學生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高校的個性化人才培養模式應該是多樣化、有彈性的,以分別滿足科學研究型、工程技術型、技術管理型等方面人才的培養需求,同時結合專業特點實現分層分類教育,鼓勵學生根據社會的需要與自己的興趣愛好跨專業、跨系選科,靈活組合自己的知識結構,力爭讓每個學生都有合適的專業發展方向。

  第四,校企合作培養高技能型人才。數字化轉型時代,高質量高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已不可能由學校單方面完成,校企合作是發展教育的必然趨勢。因此,通過校企合作,建立“學歷+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實現學生“學歷”與“經歷”的整合,培養動手能力、創造能力和適應能力相結合的高技能型人才。建議積極探索企業與學校結合的二元制辦學方式。這一方式本身源于德國,是一種實踐與理論密切結合的職業教育制度,目的是培養具有較高職業素質的專業技術人員。

  第五,加強在職學習不斷更新知識。數字化轉型時代,知識更新的速度不斷加快,只有通過終身學習,新知識才能夠更好地融入原有的知識體系當中。所以,學校不僅要培養學生能夠在短期內按需、按計劃學習,取得好成績,也要培養、鼓勵學生具備終身不斷學習的能力和動力。

  第六,發揮“學習工廠”的作用。“學習工廠” 也是一個來自于德國的概念,是企業數字化人才實踐能力培養的渠道,可以讓學員感受數字化在企業中具體是如何運作的。學習工廠提供了真實的企業環境,既可以培訓學員也可以培訓中小企業。目前上海已經建立了類似的機構,將在數字化人才培訓中發揮作用。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職業教育面臨的挑戰與改革

  董奇(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人工智能席卷而來之時,教育承擔著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促進就業和再就業服務的重要使命。教育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承擔起這一重要使命,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要求,才能避免培養的人才過早被社會所淘汰。具體應該從哪些途徑入手?

  第一,調整專業,淘汰瀕臨結構性消亡的專業。在人工智能倒逼下,教育要及時調整培養目標、專業設置、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等,和人工智能展開錯位競爭,培養那些人工智能難以企及崗位的從業者,及時填補勞動力市場的空白。目前,以職業教育來看,職業教育培養的學生,其就業崗位大量分布在制造業和服務業。制造業的主要崗位是流水線上的操作工等,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控制的機械手所取代;服務業的許多工作,如餐廳服務員、超市收銀員和理貨員等,也很容易隨著自動化餐廳和智能超市的普及而消亡。因此,調整甚至淘汰相關專業是學校責無旁貸的職責。

  第二,改革課程,培養學生創新意識。那些重復而缺乏社交的工作,人類相比人工智能沒有優勢。然而,培養這些職業崗位從業人員的職業院校,如果相關專業培養目標過于狹隘,僅僅對接單一職業崗位的需求,將學生綁定在狹隘的職業崗位上,一旦這一職業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們的轉崗將極其困難。因此,教育改革的重心是要積極改革課程,擯棄過度與職業崗位對接的培養模式,加強對學生創新意識、社交能力、職業規范與操守等核心能力和綜合素養的培養,夯實基礎。

  第三,帶動隊伍,激發主體力量的人文情懷。在人工智能發展的社會背景下,人機交互與社交等機器無法全面涉及的領域是人類的最大優勢領域。其中,人文、情商,以及與人性、情商相關的知識與內涵,包括人文關懷、人際交往與溝通等體現人性價值的領域,顯得尤為重要。這些素養的培養不僅涉及到教學內容的適應性,更涉及到師資隊伍自身所具備的素養以及人文情懷。由此,必須要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給予師資發展的空間與機會,并采取有效的激勵措施,保障他們的創新與實踐空間。教學不是機械、冷漠的職業,而是每一位教師人文情懷釋放與展示的舞臺。

  第四,轉變觀念,探索多元化辦學。在人工智能倒逼下,教育要轉變觀念,要積極探索多元化辦學模式。以職業教育來看,要從原本只注重職后轉為職前職后并重,要從培養技術工人(技術技能人才)為主的層次向本科層次的工程技術人才高移,要增強辦學的開放性,比如向特殊職業教育開放,培養以多元智能為立身之本的各類殘障人士群體。

  第五,面向職后,開展多形式的就業培訓。中國有句諺語: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普及,一方面無數老的職業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另一方面也會催生無數新的崗位。教育要及時調整辦學理念和目標,面向新的職業崗位的需求,形成快速響應的機制,參與企業下崗人員和轉崗人員的再就業培訓,參與在崗培訓、轉移培訓、轉崗培訓等,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領先機、爭取主動,贏得發展的機遇和空間。

 

 

數字化轉型與社會保障

左學金 費予清

 

  數字化轉型改變了工作條件、勞動關系、就業安全和就業途徑,如何為全體勞動者提供良好的社會保障,是中國和德國勞動力市場政策共同面臨的巨大挑戰。

  一、社會保障體系如何適應數字化轉型與勞動力的崗位流動

  左學金(原上海市政府參事):數字化轉型不但會摧毀舊的崗位,也會創造新的崗位。勞動者從舊的崗位向新的崗位的流動將不可避免。為了適應新的崗位的需要,勞動者需要重新學習。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期,一個勞動者在同一家企事業單位終身從事同一崗位和職業的情況是常態的話,那么,現在一個勞動者在長達40年左右的勞動年齡期間,在多個雇主單位、從事多個不同職業的情況將變得越來越普遍。

  數字化轉型還要求相關制度設計能更好地鼓勵和便利勞動者的崗位流動,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求社會保障體制能更好地適應勞動力崗位的流動性。這里的流動性涉及一個勞動者在城鄉之間、在城鎮企業、機關事業單位與非正規就業崗位之間,以及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流動。我國社會保障體制存在一個需要改革的問題:按地區和就業分割為數以千計的碎片,這種碎片化的體制,對勞動力的崗位流動造成很大阻礙。我國社會保障體制設計的一個原則是“屬地統籌”,即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管理運作與使用,都是以屬地為單位進行。實際上,許多地區的社會保障仍然在縣級政區的水平上算賬。由于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參保人口的年齡結構不同,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水平和待遇水平有很大區別。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制缺少一個全國統籌的、不分參保人身份的全民共享的社會保障基礎平臺。而這個平臺正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鼓勵和方便勞動力崗位流動所需要的基礎性的制度安排。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可以考慮以下具體政策舉措:

  第一,在降低強制繳費率的基礎上,加快實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中的基礎養老金(統籌部分)全國統籌,中央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同時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重視改革的過渡期的設計,減少改革阻力。

  第二,把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升級為全民共享的非繳費型養老保險或零支柱養老保險,把待遇水平提升到農村貧困線以上(2018年為3535元)。

  第三,發展自愿型的多支柱養老保險,提高養老保險資金的回報率和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

  第四,將基本醫療服務的前兩級,即一級(社區及以下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與二級(縣市級)醫療辦成全民共享的基本醫療服務平臺,向全體城鄉居民提供廉價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主要公共資金(包括財政與基本醫保)籌資;由各類基本醫療保險購買三級醫療服務;放開民營資本對三級醫療的準入,鼓勵公平競爭。

  二、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上海社會保障的發展

  費予清(上海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副局長):經過多年努力,上海目前已經形成統籌城鄉、覆蓋各類人群、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基本社會保險制度體系,并積極推進多層次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著力建設“六大保險、兩大平臺、三個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六大保險包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和正在試點的長期護理保險,兩大平臺是指職工社會保險和城鄉居民社會保險兩大制度平臺。上海的險種不以人的身份區分,而以就業狀態進行區分。只要參加工作,不管是農民、工人還是機關事業單位的人員,全部參加職工保險。沒有工作的,全部參加城鄉居民保險。三個層次,包括基本層、補充層和自愿層,也就是平時我們說的三大支柱,其中基本層包括職工和居民兩大社會保險制度平臺,補充層是我們基本層的補充,也就是現在大家都熟知的企業年金和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工年金以及補充保險,這是第二大支柱。第三大支柱就是自愿層,包括參保人員自愿購買的商業人壽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

  隨著數字化轉型,共享經濟的蓬勃發展,就業形式的日益多元化,上海的社會保障工作也面臨一些新問題和新挑戰。這些問題包括: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如何納入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管理服務智能化水平如何提高?我們應當積極順應形勢發展,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工作創新,完善適應新就業形態的用工和社保制度,繼續為勞動者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是進一步規范新業態用工關系。區分三類用工形式,采取不同的措施:對符合勞動關系特征的用工形式,納入勞動法律制度進行調整;符合民事關系特征的用工形式,雙方權利義務由市場自主調節;對不符合勞動關系認定標準但具有一定從屬性的用工形式,給予從業人員必要的托底保障。

  二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政策。解決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險問題,我認為可以有三種方案。方案一:持續推進靈活就業人員納保參保。鼓勵各類新業態用工人員,先進行靈活就業登記,再按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外省市戶籍靈活就業人員可在戶籍所在地參加靈活就業社會保險。本市也將積極研究新業態中外地戶籍靈活就業人員逐步納入本市靈活就業登記和靈活就業人員參保范圍。方案二:研究社會保險和勞動關系綁定關系脫鉤的可行性。應當順應就業形式多樣化,勞動關系復雜化、靈活化的發展態勢,探索對不同的群體適用不同的、多樣化、分層次的勞動權利義務,優先強化基本權益的保障。如果雙方暫不具備建立勞動關系條件,可以在不違反上位法律的基礎上,探索將社會保險和勞動關系的綁定關系作適當脫鉤的可行性,比如在不適用勞動關系其他制度的情況下,允許平臺為從業人員繳納相應的社會保險,并積極探索設置專項性保障制度。方案三:實現參保征繳的社會化。可考慮改以單位為抓手的就業管理,為以收入為抓手的稅費管理,凡是有勞動報酬的均應當繳費參加社會保險(社會保險征收職責劃轉到稅務部門的體制調整將確立了良好的實施基礎)。同時,繼續降低繳費成本,擴大社保覆蓋面。

  三是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險管理服務智能化水平。大體可以遵循三條路徑。路徑一:與改善營商環境相結合,提升法人業務辦理便捷度。提高社保經辦服務事項網上辦理和不見面服務的比例,凡是能線上辦理的事項一律線上辦理,凡是線上辦理的業務爭取全部實行“一網通辦”。再造線上線下流程,打通線上線下服務環節,促進線上線下深度融合,逐步實現協同服務、“一網通辦”、全市通辦。路徑二:與改善民生相結合,提升自然人服務滿意度。能在移動端辦理的事務一律在移動端辦理,能后臺校驗的一律后臺校驗、不再要求提供紙質材料,實現群眾少排隊、少等候、隨時辦、即時辦,提升民生保障政策落地的效率和便捷度。路徑三:與提高管理決策水平相結合,提升自身管理服務精準度。主動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強化決策和管理服務數據支撐,加強風險監控預警,努力滿足用戶個性化社保服務需求,實現精準決策、精準管理、精準服務。

  (根據會議記錄整理)

太陽城集团2007